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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精準扶貧】小王,還是那個小王

發布日期:2019-07-18 字號:[ ] 分享

“小王,下午的重要會議,攝影報道哦,謝謝。”

“小王,我們分公司做了個宣傳片,請你幫我們看一下。”

一年多以前,我背起單反、扛著攝像機,干著我的“老本行”——也是我的專業特長,負責公司拍采寫編、微信視頻制作,一心鉆研著新聞宣傳相關的技能。為了拍好公司的微電影《情滿萬家》,我們制作團隊一頭扎進公司定點幫扶的村里,一拍就是半個月,用影像記錄了駐村書記的工作點滴。

鏡頭一轉,此刻——

“王書記,你是我們村上最大的官,這件事你必須給我做主哦,要給我表態!”

“扶貧項目,任務重時間緊,請各村第一書記提高政治站位,牽頭組織完成。”

從“小王”到“王書記”,我才發現,現在的我,負責著一個近800人、3個村民小組的行政村。這個村的黨建工作、干部管理、集體經濟、精準扶貧、村級事務、民主法治、民生民情、新村建設、產業發展、矛盾糾紛、信訪維穩等,只要想得到的,都是我負責的。從一個客觀的“記錄者”,到一個全情投入的“體驗者”,經歷這一年多的鍛煉,我問自己:小王,還是那個小王嗎?

這一年,我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。有痛苦、有淚水、有憤怒、有歡笑、有彷徨、有激情、有挫敗、有奮進,這一年,我記錄了自己的軌跡。

小王下鄉記?甩開膀子干!

我從小在城市里長大,雖然有過幾次“下鄉”體驗,但從未這樣深入過農村。來之前,我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況想了個遍,還抽空“惡補”了《馬向陽下鄉記》《大江大河》,想在影視化創作中“找找感覺”。可曾想,駐村工作竟是這樣的。

剛到上關村,我抱著學習的態度,跟著上一任第一書記默默學、慢慢干,全力配合工作。直到縣委組織部的任命下達,由我接任上關村第一書記、駐村工作隊隊長。都說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我雖不把自己當個官,但想把工作的火燒得旺!我年輕、有激情,組織有需要,我就沖在前。

工作狀態上滿了發條的我,在村里閑不住、坐不住。重點走訪的一戶人家,門前有條彎彎曲曲的小土路。一天天過去,那條路,都被我踩直了。

晨光熹微,清水抹把臉,坐上面包車,在盤旋的山路上搖搖晃晃,開始駐村工作的新一天。手機簽到、鎮辦公室簽到、貧困村“五個一”簽到簿簽到,每天“三簽”,我的“書記”身份上線了。

打開“民情日志”,寫下今天工作的任務清單,足足十三項。

隨后,我召集齊駐村工作隊。“我們簡單開個工作會。目前,我們村有兩大最要緊的任務,一是,投入了大量精力的百合花谷項目,即將開花,鎮上要求我們做好各項準備工作,包括游步道項目建設的監督與推進,百合花地里的環境衛生整治。二是,‘兩不愁,三保障,回頭看,大排查’工作,屆時將進行鎮、縣、州、省四級排查、檢查與督導,我們的幫扶資料還沒有全部完善,請各位同志高度重視,確保上關村在這關鍵時期不掉鏈子,順利完成脫貧摘帽等各項任務……”

會后,我緊接聯系了幾個項目承包人,要求他們將百合花谷工程保質、按時完工,并草擬了百合花谷的各類宣傳介紹材料。晚上,回到寢室打開電腦,編寫著需要向公司、茂縣縣委報送的各類臺賬和報表,直到昏昏睡去。

我的駐村工作,由這樣的一天又一天組成,既在問題中尋找答案,又在答案外發現新的問題、解決問題。有時,同事的鼓勵與村里的一個肯定,能讓我睡個好覺。有時,深夜輾轉反側,難以入眠。想著白天發生的糾紛該如何解決,明天該在農民夜校和村民大會上怎么講、怎么宣傳,才能讓大家從“要我脫貧”變成“我要脫貧”,才能把村干部調動起來?

也有那么幾次,碰上了“難啃的骨頭”,我想打退堂鼓了,感覺激情一下子被澆熄了。冷靜下來,又想想我來到這里的初心——我不是來走過場的。既然來了,那就甩開膀子干,還有那么多問題等著一個個去解決。于是,第二天,我又像打了雞血一樣,奔走在扶貧路上。

“三把火”嘛,還在胸口旺著呢。

扶貧扶什么?扶的是希望!

村里正在準備迎檢,我與隊員們全身心投入到百合花谷項目的準備工作。一天早晨,村里的“懶漢”袁建安踉蹌地走來,嘴里嘟囔著:“王書記,在忙哇,請你幫我辦個事嘛。”

哎呀, 又聞到了那股味道!

我笑著問他:“你早上還要整二兩嗦!啥事?”他打了個嗝,含糊地說:“就整了兩口,放心,上回你給我說了的,我不得亂整了……就是,就是上回我住院,醫院把我身份證押著了。”“咋會呢”,我問。他支支吾吾:“哎呀就是那個嘛,出院的時候錢沒給夠……”這時,我手機響了:“王書記,三樓辦公室緊急開個會。”我一邊收拾本子和筆,一邊著急地問:“差好多?”

“300”,他憋了好久,說了個數字。

我從包里掏出300元,“先借你,后頭還我。”我特意把“借”和“還”說得重了些,便跑上樓開會去了。

他是我們村有名的懶漢,有地不耕、整天酗酒,上回竟喝進了醫院。我凌晨趕到醫院,苦口婆心地勸了他很久,希望他聽進去了。“借”他300元,我倒不是小氣,而是不能讓他養成“等、靠、要”的習慣,所以,我必須要說這是借的。

貧困情況千差萬別,精神貧困的根源也有很多。這些問題,每一個扶貧干部都會遇到。只有俯下身子,拿出泥腿子的勁頭,拿出必勝的決心,下真功夫,千方百計地解決問題。

這次緊急的會議,我記錄了十余條工作任務:“大走訪、大排查準備工作,‘兩聯一進’走訪,交通局項目督促,回頭看、回頭幫資料收集,百合花谷科技產業園項目推進,村級事務公開欄更新,環境衛生整治,三會一課,退耕還林、公益林補貼社保卡統計,公益性崗位資格審核……”。剛出會議室,電話又響了:“柏麟,州委常委領導梁書記要來考察上關村,馬上到我這來。”接罷鎮黨委書記的電話,我又匆匆下樓了。

 “梁書記,我們上關村是省級建檔立卡貧困村,轄三個村民小組,分別為白巖燈組、上關組、溝頭組。全村農業人口179戶739人,建檔立卡貧困戶32戶118人。您現在看到的這一片,就是我們村的百合花谷產業科技發展園。由我的派出單位中國電建成都院提供資金、技術幫扶,四個村的集體經濟共同投入……”站在百合花谷園區前,這已經是我今年第三次向上級領導作情況匯報了。這次來的領導是州委常委,我心里不免還是有點忐忑。

隨后,我陪同梁書記來到貧困戶官清陽家中。他家正在建新房,原來的房子不到80平米,“擠”著一家6口人。現在的他,自己投工投勞,一磚一瓦地修筑著他心中的“夢”。見到我們一行人,他上前與梁書記親熱地握手:“感謝黨,感謝黨的好干部,小王書記為我們盡心盡力,我們才能住上這么大的房子。”“大爺,這就是我們‘精準扶貧’應該做的。”梁書記與官清陽親切地拉起家常。

在老百姓眼里,梁書記就代表著中國共產黨,而我,是黨派來的干部。我們就是他們的“恩人”,他們的“青天”。

一天午后,上關村的陽光毒辣。同事打量著我,調侃道:“你剛來的時候,與村民在一起,一眼就看得出是個‘城里人’。現在呀,除了你那副眼鏡,我簡直分不清哪個是村民,哪個是你。”

我的工作,就像這泥土里的百合花種,一點點生根發芽。

爸爸去哪了?我們在光明!

“爸爸,爸爸!”

周末回到家,一歲的兒子總是先拍著手追著我叫,像是歡迎我這個“客人”。因為我知道,他還沒真正懂得“爸爸”的含義。我欣喜地抱起他時,他卻突然哇哇大哭,四肢全力地掙扎著,想要逃脫我的懷抱……是啊,雖然在村上,我每晚與兒子視頻,但他習慣那個“畫面”里的爸爸,卻不敢接觸面前這個“看得見、摸得著”的爸爸。每當這個時候,我心里都一陣酸楚。

回到家,我就像變了一個人。平常那個滿臉嚴肅、神經緊繃的狀態完全沒有了——和兒子嬉笑,幫著家里做家務,解決近期家里的一些事情。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,我儼然成為了一家的“主心骨”。

來之不易的兩天親子時光,眨眼而過,兒子剛剛對我建立起的“信任”,又要被暫時的離別抹去。有一次離開時,因為時間充裕,本都下樓走出幾十米遠,我又不舍,便給妻子打電話,叫她把兒子抱下來,我想再多抱抱他。妻子跟在后面,我抱著兒子往地鐵站走,路上我們很少說話。五月的成都,已經有些燥熱,但我還是把兒子抱得愈來愈緊,貼著他的小臉,悄悄地對他說:“兒子,爸爸不在家,你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,媽媽和奶奶交給你照顧了哦”。兒子沒有吱聲,只是換了一個姿勢,把臉貼在我肩膀上。

道路兩旁一片片蔥郁的綠,樹葉在風的感召下,沙沙作響,像是在為我送行。我們,享受著片刻愜意的親子時光。

到了地鐵站,踱步又踱步,我才放下兒子,吻別妻子。我又對著兒子的額頭親了幾口,倒退著走開,向他揮手再見,他呆呆地望著我,好像不知道這是什么意思。于是,他也學著我的樣子,把小手胡亂地揮起來,像是在說,“爸爸,再見”。

沒過一會兒,兒子被旁邊的一輛玩具車吸引,舉著胳膊好奇地張望。我向妻子道別后,便消失在人流中。

我們的扶貧工作隊,由公司派駐茂縣的三位同志組成。參與扶貧工作時,大家的孩子都是剛剛出生,所以我們仨的微信群,叫“超級奶爸在光明”。光明,就是我們所在的鄉鎮光明鎮。

孩子和家,也是我們扶貧工作道路上的一縷光明和慰藉。

男三十而立?我絕不后悔!

1989年出生的我,今年30歲。都說男人三十而立,我想,我做到了。

豬年的農歷新年剛過,我的母親被查出淋巴癌。上一秒,“癌癥”距離我的世界還很遙遠。這一秒,我就要承擔這前所未有的責任。那段時間,我整夜整夜失眠。本是闔家歡聚的喜慶節日,我卻陪著母親輾轉各大醫院,進行復雜的分期、分型檢查。我的父親體弱多病,妻子不得不辭去工作,既要與我一道照顧生病的母親,又要照顧未滿一歲的兒子。想到這些,“上下老、下有小”的深深無奈,讓我攥緊了拳頭……

2月底,新年工作已經開始,我不得不離開老家的醫院。臨走時,我鼓起勇氣、主動擁抱了病床上的母親。她有些驚訝,還不清楚是什么情況。過了會兒,我的手背上滑過了一絲滾燙的淚滴。我走離病床,回過頭,強忍著情緒說:“我們在成都等您回來”。

醫院的走廊上,我再也忍不住了……邊走,邊流淚,也不怕被人看見……說實話,我好害怕,害怕這是我與母親的最后一次相聚。打我記事起,父母工作很忙,我與他們之間一直有一道無形的隔閡。這是我第一次擁抱她。為人父后,我懂得了父母偉大的愛,我也要用實際行動,感恩他們的養育之恩。

趕回成都后,我又馬上奔赴茂縣,開展新一年的脫貧攻堅工作。2019年,是上關村整村脫貧摘帽的一年,工作任務繁重,我作為第一書記、第一責任人,更不能拖后腿,咬著牙,也必須克服。從那時起,我就開始了駐村工作和家庭兩頭顧的狀態。白天抓緊一切時間工作,晚上查閱淋巴癌和全國各大醫院的信息資料,為母親尋求一個好的治療方案。

回顧這一年,我成長了不少,也更容易感動。一句不經意的問候,一次從未有過的擁抱,都讓我倍感溫暖。除了感恩,還是感恩——如果不是公司的信任與栽培,我恐永遠無法接觸偏遠基層的磨礪和錘煉。我發自內心地感恩公司領導,讓我如此幸運,有了這段難忘的經歷。還要感恩黨群工作部的同事們,我們有著共同的“紅色記憶”。工作中是戰友,生活里是朋友,我在一個有愛的集體,得到了大家對我工作上的支持、生活上的幫助。

道路更寬了,房子更新了,農民更富了,花開更艷了,看著上關村在一點點地變化,我的心里美滋滋。沒錯,我不后悔。我想象中的和意料外的,都經歷了。捫心自問,我對得起投身扶貧的“初心”,擔得起這個“第一書記”。再回首這段經歷時,我嘴角揚起的,一定是幸福的弧度。

小王,還是那個“小王”。

 

記者后記:采訪同事小王,有笑有淚,更有收獲——重新認識了這位工作中的好戰友,這位奮斗在扶貧一線的好同志。此文以他的視角,貼近他最真實的扶貧生活。

 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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